凌晨三點的夜空格外寧靜。在失眠煩擾之下，手機刺眼的光芒傳來海外朋友的慰問。

閒聊數句，她突然探究：「試想像，如果夢中有一道門，能夠連繫各處的人在統一地方相見，是多麼方便的事呢。」這設定下的想法雖則虛擬，話語背後帶點唏噓，但此情景卻格外熟悉。翻查本月照片集，原來是中國藝術家劉宏偉的作品《門縫裡的雲》(Cloud behind the Door) 在我腦海中浮游至今。或許這正是超現實主義的本質和魅力——透過夢境、內心思緒及潛意識參透至日常思維。

香港傳媒發達，但一向少關心從事藝術工作人士，所以就算出現超優人材，大眾仍不知道。最新例子是王維新，今天要由其家族後人建立網頁，向我介紹他祖父是傑出人像雕塑家。

王維新（1905-1988）生於清末光緒年間，福建晉江縣人，乃書香世代，可惜當時政局風雨飄搖，父親早喪，而他只曾在私塾修讀兩三年，一切學問與技藝，均要靠自學。

「青澀歲月」對我來說不就是1977年投考香港中文大學，跟隨國松老師研習的日子，那時候先生風華正茂且能言善辯，口若懸河般暢談個把小時的課堂，舉凡與藝術文化相關議題一律揮灑自如，深入淺出，讓討論滴水不漏，學員們自然裨益，而講者能不深受擁戴？

在立春之時，躲避在口罩後的我輪迴呼吸著暖和的空氣，這暖意跟立春的微風相比，乃是有冰火交融的感覺。瞳孔注視著純白美滿的百合花，腳步往前一踏，依然感受到人與自然的距離。頓時，我把眼睛閉上，讓嗅覺定為主線，驅使百合與微風漣漪。

上回經過一番激烈辨論，顯示雙方切入點不無差距。接下來翟宗浩和謝淑妮將繼續討論資本主義能否全面應對不同環境、危機和狀態，藝術是否必須肩負道德、善良、可持續等額外職責，什麼是可持續性藝術實踐，公開展覽是否必然等議題。

到底在疫情後的藝術新常態是什麼？藝術的可持續性是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藝術創作與應用和實質利益是不是應保持距離？現行藝術界的經濟模式是不是應該反省？翟宗浩和謝淑妮就話題進行了深入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