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回看這個城巿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實在與香港有不少相似之處。

1819年當英國殖民官萊佛士來到這個馬來半島最南端的小島後，迅速將當地開闢為自由貿易港。作為貨物往來歐洲、中東、印度、東南亞和遠東之間的重要樞紐，新加坡的本土經濟和文化得以急速發展，同時吸引了大批中國、猶太、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移居當地尋找機會，為這個城巿的多元種族人口結構立下了基礎。二十世紀初，華人已然成為當地的最大族群，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此成立了南洋支部，在金錢和軍備上支援中國內地的革命事業。二戰期間，新加坡無法幸免捲入太平洋戰爭，並於短短兩個月內失陷，其後同樣經歷長達三年半的日軍統治時期。

對於開埠二百年來的藝術發展史，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的常設展覽「SIAPA NAMA KAMU」作出了相當完備而詳盡的整理。展覽命稱是馬來語「尊姓大名？」的意思，副題是「十九世紀以降的新加坡藝術」，似乎是期望透過研究本土藝術史來尋找並確立國民的身份認同。展覽佔據美術館的政府大廈二樓的三個展覽，由超過二百五十件作品組成，作品年代跨越一個多世紀，每件作品都表現出藝術家在該時期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文化和狀態。

展覽第一部份展出由1880至1930年代的作品，呈現出早期殖民者和旅行家對於這個熱帶地區的粗略印象，所以創作主題主要集中在自然環境、文化風貌、原生動植物，也有一部份是關於殖民者和原住民的生活經歷。這時期的作品談不上顯著的藝術風格，反而傾向作為客觀的人文及文化紀錄。

展覽第二部聚焦於著名的南洋風格，1920至1950年代，一批來自不同地區、曾經接受上海或西方學院派美術教育的藝術家基於不同理由先後來到新加坡，他們包括陳宗瑞、陳文希、鍾泗賓、劉抗、張荔英等。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們敢於以開放的視野和嶄新的手法，發展出一條全新的藝術路線，其中展出的代表作包括劉抗的《藝術家與模特兒》、鍾泗賓的《峇里島海灘》、張荔英的《風中睡蓮》。這批藝術家一方面受過傳統中國水墨訓練，另一方面經歷過西方現代主義美藝思潮影響，他們都曾經在南洋藝術學院任教，啟蒙了往後一整代的新加坡藝術家，對於區內的藝術教育貢獻極大。

展覽第三部份關注1950至1970年代因反殖民地運動而湧現的一批現實主義作品。基於新加坡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角色，較之於同期的香港狀況，戰後的新加坡藝術家更勇於以藝術介入政治和肩負起自身的社會角色和任務，例如許錫勇的《迫害》赤裸裸地描繪了二戰時期的日軍暴行。與中國內地的左派紅色政治宣傳藝術比較，該批作品體現出更突出的民粹主義和個人意識，其中一個例子是蔡明智的《國語課》，而展覽名稱「SIAPA NAMA KAMU」也是出自這幅著名的作品。

其後兩個部份分別關注兩個年代相近，但背景和風格均截然不同的藝術語言，一個是追隨當代西方主流文藝思潮的抽象表現主義，另一個是秉承中華文化傳統的現代水墨運動。前者由一批曾經留學紐約和倫敦的年輕藝術家發起，例如韓少芙的《貫通的四面體與四面體》，透過對形狀、色彩、媒材的研究和實驗，重新演繹出藝術家對於現代主義的嶄新理解。至於新加坡的水墨藝術運動於1940年代已經開始漸次成形，由一群移居自中國內地的藝術家、教育家及其學生一起推動，這些藝術家即便背井離鄉客居異地，仍然不忘發展及弘揚中國傳統的藝術風格，他們同時糅合西方的繪畫技術並自創出觀念革新的「新加坡水墨」。

展覽尾聲來到1980年代至現在的當代藝術。不難估計，這部份的展品呈現出一種跨地域、全球性的美學風格和特色，媒介橫跨裝置藝術、表演藝術、新媒體藝術等不同領域，SUZANN VICTOR、MOHAMMAD DIN MOHAMMAD、AMANDA HENG等藝術家積極嘗試透過作品與公眾互動，藉此探求藝術於現代社會的功能、意義和目的。

回顧過去百多年的歷史，新加坡和香港有著相似得教人驚異的起步點和發展脈絡，即使在政治和經濟之外，兩者在文化方面同樣曾經在區內獲得了高度注視。如今，前者大概經已完成了建構新加坡藝術史論述的一部份工程，至於後者，且留待閉關三年後重新開幕的香港藝術館來提供答案。

(原文刊於《號外》2019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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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mages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