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寫實 | by 葉葦

西方早於一千多年前已利用繪畫來輔助植物學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成書於古羅馬時期,由希臘學者迪奧斯科里德斯所著的《藥物論》,於西元六至七世紀抄寫而成的《維也納抄本》和《那不勒斯抄本》內附豐富的各種植物插圖,為中世紀及以後的西方自然科學發展打下了堅碩的基礎。

後來隨著印刷技術的普及,彩色紙本插圖逐漸成為學術界以至普羅大眾認識不同種類植物的最佳途徑。於1787年創刊、由英國皇家植物園出版的《植物學雜誌》一直是此領域的學術界權威,在攝影技術誕生之前,由雜誌聘用的專業畫師作出了難以計量的工作,他們透過畫筆和畫紙紀錄了由探險家從地球上每一個角落所發現的新品種植物,由雜誌刊登的插圖也成為西方植物學者最常引用的圖片來源之一。

在中國古代,花鳥一直是傳統文人畫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與山水、人物鼎足而立。早在五代時期,有所謂「黃筌富貴,徐熙野逸」,其中黃筌憑藉其宮廷畫師的身份,得以接觸罕見的奇花異卉並進行寫生,將寫實主義的工筆花鳥畫風發展到極致。但是自宋以後,重視寫意風格的文人花鳥畫漸成畫壇的主流,宋代的文同、蘇軾,元代的吳鎮、王冕,至明代以沈周為首的「吳門畫派」,皆著重於表現出畫中的藝術特質和思想感情,而相對忽略了主體的客觀特徵和物理細節。直至清代惲壽平在五代黃徐的寫生基礎上開創出沒骨花鳥新風,而郎世寧就將西洋繪畫著重線條和結構的特點,以及其明暗畫風和透視技巧與中國畫結合,傾向寫實風格的花鳥繪畫方重新獲得重視。

除了惲壽平和郎世寧,清康熙時期還有另一位走寫實路線的宮廷畫師蔣廷鍚,他曾兩度受清帝欽點為河北承德的避暑山莊皇家園林所裁種的名種荷花敖漢蓮繪畫三幅「瓶蓮圖」。敖漢蓮又名為「千葉蓮」,有「色至鮮艷」、「千瓣攢簇」的特徵,花瓣比一般荷花大,瓣數可達二百五十枚,而且還有並蒂、重台等不同造形,深得康熙和乾隆兩朝皇帝寵愛。可惜到了道光年間,避暑山莊的官員貪污了清理水渠的工程款項,導致武烈河水無法流進山莊內的湖泊,造成湖泊長期乾涸而湖內的荷花全部死亡。由於敖漢蓮並無蓮子而靠藕根繁殖,當避暑山莊的敖漢蓮全部死亡,而內蒙古敖漢旗的原種又因為中共建政後的大規模平湖造田運動而全部滅絕,現代人要重新認識這種已絕種的稀有荷花就只能夠從《欽定熱河志》還有《石渠寶笈》等歷史文獻中找尋線索。

台北故宮博物院現藏一幅蔣廷錫繪於康熙六十一年的《敖漢千葉蓮》軸,上面還附有七位內閣大學士應康熙要求而各題一首即興詩。從畫中可見,蔣廷錫並沒有對這幾株荷花投入什麼思想感情,也沒有運用個人化的藝術表現手法,當然這是因為他太過重視這件皇帝親自委約的作品,他知道康熙只是期望他能夠如實地以繪畫方式來紀錄敖漢蓮的天然特徵和自然姿態。可惜當時沒有攝影機,否則他甚至願意將作為個人身份職業象徵的畫筆也丟進廢紙簍,以更具像的方式對敖漢蓮的樣貌作最客觀而真實的紀錄。《敖漢千葉蓮》軸採用了寫實的沒骨畫風格,清楚地表現出敖漢蓮這種稀有荷花色澤鮮麗、花瓣數目眾多的主要特徵,此外,畫中更同時呈現了千葉、並蒂和重台三種不同的敖漢蓮造形,為後世的植物研究學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線索。

二零一九年的香港佳士得(Christie’s)秋拍中,正好有一件清康熙御製胭脂紅地琺瑯彩千葉蓮紋盌上拍。此盌的素白瓷胎由景德鎮御窯廠燒製,後運往清宮由宮廷畫師設計盌身圖案,再交由造辦處工匠以琺瑯顏料將圖案繪畫於瓷胎上,最後送入窯爐裡燒造。由於琺瑯彩瓷始製於康熙一朝,而工藝直至康熙晚年至臻成熟,從此盌的生產時期和燒製效果判斷,可斷定其為作成於康熙晚期的琺瑯彩瓷巔峰傑作,而盌身上所應用的胭脂紅、白、黃三種琺瑯料乃是康熙晚期才成功配製的新顏料,亦正好應用於繪製「色至鮮艷」的千葉蓮圖案。

另按照盌身的千瓣蓮圖案推斷,畫瓷師很可能是受到蔣廷錫的《敖漢千葉蓮》軸所啟發,甚或直接獲皇帝授意為之,才會將這種難得一見的稀有品種蓮花作為創作題材繪畫於瓷胎之上,並利用複雜而先進的瓷胎琺瑯技術作為藝術表現方式。由於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駕崩,而《敖漢千葉蓮》軸作成於康熙六十一年,是以這件「康熙御製」宋體款千葉蓮紋盌便很大機會作成於這位皇帝當朝的最後一年。

此盌估計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由英國商人阿爾弗爾雷德‧捷本諾爾由中國帶返英國,在1955年首次出現於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並由倫敦古董商SYDNEY L. MOSS以36堅尼(37.8英鎊)投得。此盌第二次公開現身是在1983年11月於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當時由倫敦古董商BLUETT & SONS委託,由本地收藏家張宗憲投得。1999年11月2日,此盌又再現身於香港佳士得拍賣,是次交易由張宗憲的妹妹張永珍博士以12,120,000港元投得。其後在2013年4月,張永珍博士再委託香港蘇富比上拍此盌,即錄得74,050,000港元之天價成交紀錄。時隔六年,於剛落鎚的香港佳士得秋拍「圓夢」專場上,則再一次見證千葉蓮紋盌打破過去的公開拍賣紀錄,新成交價為87,200,000港元。

無論是委託蔣廷錫繪製《敖漢千葉蓮》軸,抑或指令造辦處燒製琺瑯彩蓮紋盌,康熙畢竟將這種不復存在的珍稀植物透過藝術形式成功紀錄了下來。否則,本已孤芳自賞的敖漢蓮便只有相忘於末代帝皇的記憶和印象之中。當然其傳播方式有很大局限,上百年來只能流傳於狹隘的皇室貴族圈子——康熙的孫子乾隆有一年於避暑山莊居停期間,面對著已經成畫六十三年的《敖漢千葉蓮》軸仍不能掩飾其讚賞之情,甚至下令皇子和五位大臣齊來題詩以詠嘆之,由此而觸發一場爺孫之間的跨時空對話。如今,在八千萬港元成交額以外,大抵這件藝術品還是實現了它另一項卑微的功能。

(原文刊於《號外》2020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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